2002年8月22日，中国女排离开北京飞赴荷兰做适应性训练，随后转道德国，准备参加8月30日至9月15日在德国举行的第十四届世界女排锦标赛。 中国女排在本届世锦赛被分在D组，小组对手为澳大利亚、巴西、泰国、波兰和希腊。体育总局排管中心给女排定下的目标是“进四争牌”，排管中心主任徐利说：“比赛中必须做到‘见狼就杀、打虎上山’。”他的意思是女排在小组赛和第二阶段比赛中不容有任何闪失，对与中国实力相近的“群狼”必须全力拿下，还必须拼掉俄罗斯、古巴、巴西，以及实力陡升的美国这“四虎”中的一支。 女排出征前，时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的袁伟民为全队做了动员，他嘱咐徐利和主教练陈忠和：“这次机会很好，按我看，你们现在已经具备了一定实力，到了有希望拿冠军的火候了。到了德国以后，有什么事你们可以来电话找我！” 世锦赛开打后，中国队在8月30日3比0胜澳大利亚，8月31日3比1胜巴西，9月1日3比1胜泰国，9月2日3比0胜波兰，四连胜之后出线已成定局。9月3日，中国队在小组赛最后一场对希腊时派替补出战，最终0比3告负。 9月6日、7日，复赛移至斯图加特，中国队3比0胜保加利亚、3比0胜波多黎各，提前锁定八强。9月8日，中国队对阵韩国，冯坤、赵蕊蕊、周苏红、杨昊、刘亚男等主力队员均未首发，中国队再次以0比3失利。 这一败的连锁反应是：韩国拿到小组第一，中国在四分之一决赛避开被教练组认为更难打的意大利，改打巴西；保加利亚落到小组第三去碰俄罗斯；荷兰被挤出前八。保加利亚记者赛后不满地说：“世界女排锦标赛糟糕的新赛制又一次被‘狡猾’的中国人利用了，勇敢的保加利亚姑娘明天不得不迎战实力强大的俄罗斯。” 9月11日，中国队在1/4决赛以3比2险胜巴西。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，巴西队队长卡林用哽咽的声音表达了自己的愤怒：“中国队作为夺标热门，不应该故意输球以选择对手，这样的队伍不配成为冠军，这样的行为伤害了排球运动，伤害了作为排球运动一分子的我们。我不知道她们会不会赢得冠军，我只知道一件事：我不会为她们加油，而是为她们喝倒彩。” 9月13日，中国队在半决赛1比3不敌意大利，9月14日，又在三、四名决赛1比3不敌俄罗斯，最终仅获得第四名。 对于当时已经颇具实力的中国女排来说，这届锦标赛原本应取得更好一些的成绩。袁伟民后来回忆说：“让球没让出去，倒是把德国的观众给惹毛了，观众很不满意。后来我去德国访问，德国使馆的工作人员都跟我说了这个事情，本来有些话他们还不知道怎么说，但他们对老女排都有很深的感情，都说女排怎么能这样？而且这事儿还牵涉到第三方，那些因为让球而被刷下去的队伍，关系可能就闹僵了。当时我知道之后就觉得，非处理不可。” 中国女排回国后，袁伟民狠狠地批评了徐利：“你打假球，在世界锦标赛上开先例，国内比赛怎么办？你不好好检讨，你怎么领导全国的排球运动？你中心主任这么当，开先例了！” 随后袁伟民又认真地分析了女排最终失利的原因：“你们想走捷径拿金牌，走通了没有？目的达到没有？你们为什么拿不了呢？因为你们把自己越来越逼到小路上去了，大路不走，走小路，小路越走越窄，走到一条小胡同里面了！你不是想拿冠军吗？那你就得凭真本事，见谁咬谁，一场一场用实力去拼，拿出完全主动进攻的架式来才行啊！你这么躲，越躲心越慌，有什么好躲的？不就是早打晚打的事吗？想挑最容易的打，最后挑到了没有呢？不还是遇到意大利队了吗？” 袁伟民 袁伟民凭借自己的经验，清晰地知晓，按照竞技体育的规律，高水平竞赛，尤其是实力相当的两强相遇、同场竞技，必须立足于从零开始，一场一场地拼，如果赛前就把自己摆在难以战胜对手、或者必然战胜对手的位置上，那就等于让运动员背上了胜负包袱上场比赛。 徐利一开始心里还有点想不通，认为女排故意输球是赛制允许的合理让球，但他听了袁伟民的分析后，才发现是自己错了，因为中国队在半决赛遇到意大利队时，以及后来的比赛中，队员的思想确实变了样，有点儿驾驭不住了。 9月20日，第十四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举行动员大会，袁伟民在会上再次批评了女排：“国家体育总局的态度是坚决的，坚决反对做假，反对搞歪门邪道。女排想赢怕输，躲这个躲那个，在国际比赛中打假球，造成很坏的影响。如果女排的错误放过去了，那国内比赛还怎么搞？赛风还怎么抓？女排的错误，责任不在队员，队员没一点责任。责任在代表团领导。” 9月24日，徐利和陈忠和以“致球迷公开信”的形式公开作了检讨，信中说：“我们赛前就选择故意输球实际上就是打假球，其结果损害了多方利益，在国际上造成极坏的影响。” 同日，袁伟民公开表态：总局不会考虑让陈忠和“下课”。最终徐利和陈忠和没有受到行政处罚。 多年以后，陈忠和回忆那届世锦赛时说：“太想要这个金牌了，太想要这个成绩了，所以才畏畏缩缩地去选择了对手，等于是把队员带进了一个死胡同。” 特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