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你爸死了，这账可不能死。” 领头的黄毛掐灭烟头，弹在灵堂的火盆边上。 二十一岁的张强跪在蒲团上，盯着父亲的黑白照片，照片里的男人笑得憨厚。他没回头，只是平静地磕了三个头，站起身，看着那群人。 “给我三年时间。” 他的声音不大，但屋里瞬间安静了下来。 “三年？两百万！你当是两百块？” 张强没再说话，只是把母亲拉到身后，像一堵墙。 01 2024年，初夏。 最后一笔钱，三万七千块，通过手机银行转了出去。 转账成功的提示音，在空荡荡的客厅里响了一下，特别清脆。 张强坐在掉漆的木椅子上，盯着手机屏幕，看了很久。屏幕暗下去，映出他四十一岁的脸，眼角有褶子，头发比同龄人白得多。 二十年。 他从兜里摸出一包皱巴巴的红塔山，抽出一根点上。烟雾缭绕，呛得他咳了两声。他已经很久不抽烟了，为了省钱。这包烟，是昨天一个客户顺手塞给他的，他没好意思拒绝。 桌上，摆着一碗没吃完的泡面，面条已经坨了，汤也凉了。 二十年前，他也是这样，坐在同样的位置，桌上也是一碗泡面。只是那时候，他还年轻，脸上有迷茫，但更多的是一种被逼到绝路的狠劲。 那天是父亲“头七”的第二天。 家里值钱的东西，能卖的都卖了。亲戚们躲得远远的，连电话都不接。只有那个把他爸拉进股市的亲叔叔，张国利，在葬礼上哭得最大声，走得也最快，仿佛多待一秒，那两百万的债就会粘到他身上。 “强子，这事……也不能全怪我啊。你爸他自己投得太猛了……” 张强记得叔叔当时别过脸，不敢看他的眼睛，嘴里嘟囔着这句话。 他没理会。 他只是把那张从父亲枕头底下找到的字条，又拿了出来。一张小学生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纸，上面是父亲歪歪扭扭的字： “强子，爸对不住你。欠了外面两百万，还不上了。下辈子，再给你当牛做马。” 没有署名，没有日期。就是这么一行字，像烙铁一样，烫在他的心上。 两百万。在2004年，那是一个能把天都给压塌的数字。 他把字条叠好，揣进兜里，像是揣着一块烧红的铁。 第二天，天蒙蒙亮，“富民超市”的卷帘门“哗啦”一声，照常拉开。邻居们探出头，看着那个一夜之间好像就长大了的年轻人，一声不吭地开始扫地、上货。 那一年，他二十一岁。 他把大学录取通知书，连同那张写着两百万的字条，一起锁进了一个旧铁盒里。 从此，他的世界里，只剩下一件事：还债。 02 “富民超市”是父亲留下的。说是超市，其实就是个大一点的杂货铺，在老旧居民区的一楼，一百来个平方。 父亲张国富是个老实人，一辈子没做过什么出格的事。开这个小超市，勉强能糊口。变故，是从叔叔张国利开始的。 叔叔那时候在一家证券公司当个小经理，每次家庭聚会，嘴里说的都是“K线”、“涨停”、“牛市”。 “哥，你守着这个小破店，一年到头才挣几个钱？你看我，上个月就挣了这个数！” 张国利伸出五根手指头，满面红光。 父亲一开始不信，只是笑呵呵地听着。 但架不住叔叔天天来，开着新买的桑塔纳，停在超市门口，进来就甩给张强一条进口巧克力。 “强子，跟你爸说，脑子要活泛一点。钱生钱，才是最快的。” 后来，父亲动心了。 先是投了五万，那是家里所有的积蓄。一个星期后，变成了七万。 父亲的眼睛亮了。他这辈子都没见过钱来得这么快。 他开始把超市的流水，一点一点投进去。 张强记得，那年夏天，家里的饭桌上，父亲第一次讨论股票。他说得眉飞色舞，好像自己成了股神。母亲在旁边听着，脸上是藏不住的担忧。 “国富，差不多就行了。咱小老百姓，玩不起这个。” “你懂什么！现在是百年一遇的大牛市！错过这个村，就没这个店了！” 父亲第一次冲母亲发了火。 从那天起，家里开始变得安静，只有电视里财经频道的声音，和父亲越来越频繁的叹气声，或者狂笑声。 再后来，父亲抵押了超市，从银行贷了三十万。 不够。 他又开始跟亲戚朋友借，挨家挨户地去说好话，拍着胸脯保证一个月就还。 还不够。 最后，他背着家里，碰了高利贷。 张强是在一天晚上，无意中听到父母在房间里吵架。 “张国富！你疯了！高利贷你也敢借？那是人能碰的东西吗？” 母亲的声音在发抖。 “妇人之见！我账户里现在有快两百万了！等下个星期一开盘，再涨停一次，我就全抛了！到时候，别说高利贷，咱们直接换个大房子！” 父亲的声音也很大，但透着一股外强中干的虚弱。 那是张强最后一次听到父亲吹嘘他的股票。 国庆节后，股市毫无征兆地崩了。 一连串的跌停，连卖出的机会都没有。 父亲的电话开始响个不停。有银行的，有亲戚的，还有那些说话横冲直撞，他听不懂口音的人。 父亲的头发，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白了下去。他不再去超市，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对着电脑屏幕发呆。屏幕上绿油油的一片，像一片望不到边的草原，能把人吞噬掉。 终于，在一个下着小雨的冬日凌晨，他从六楼的窗户，一跃而下。 没有留下任何话，除了那张写着“两百万”的字条。 债主们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，蜂拥而至。 葬礼还没结束，那伙放高利贷的人就